从药学泰斗到腐败分子，原遵义医学院党委书记石京山的 “陨落” 之路

8 月 25 日，贵州省纪委监委一则重磅通报，为原遵义医学院党委书记石京山的职业生涯画上了耻辱的句号。经贵州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对这位曾头顶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光环的学者型官员展开立案审查调查，最终查实其严重违纪违法事实，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取消享受待遇，收缴违纪所得，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这一结果，不仅让医疗教育界为之震动，更揭开了贵州省医药领域腐败问题的又一角。

时间回溯至今年 4 月 3 日，当 “石京山被查” 的消息首次传出时，不少熟悉他的人都感到错愕。公开资料显示，1959 年出生的石京山，拥有博士学位、二级教授职称，既是硕士生导师，也是兼职博士生导师，曾担任遵义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还身兼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遵义医科大学药学学科首席科学家、中国药理学会副理事长等重要职务。在学术领域，他是当之无愧的 “领军者”—— 长期深耕神经药理学研究，手握 5 项国家发明专利，斩获 1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以及贵州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4 项，发表国内外论著 200 余篇，其中 60 余篇被 SCI 收录。这样一位集学术成就与行政职务于一身的 “双料人才”，本应是医疗教育事业的推动者，却最终背离了初心。

随着调查深入，石京山违纪违法的 “全貌” 逐渐清晰。通报指出，他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首要表现便是 “对抗组织审查”，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掩盖自身问题；在作风建设上，他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坦然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将纪律规矩抛诸脑后；在组织原则方面，他利用干部工作调整的权力，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把选人用人的公权力异化为 “寻租工具”；更突破廉洁底线，搞权色交易，甚至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参与赌博活动，生活作风与法纪意识双双失守。

而在权力寻租的 “核心领域”，石京山更是将职务便利用到了极致。他瞄准药品销售、工程项目承接等医疗系统的 “关键环节”，为相关企业和个人打通 “绿色通道”，从中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要知道，药品销售直接关系到患者用药安全与医疗费用负担，工程项目承接则关乎医疗设施建设质量，这些领域的腐败行为，不仅损害公共利益，更可能间接影响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与安全性。

石京山的 “陨落” 并非孤立事件。梳理近年来贵州省医疗系统的反腐动态不难发现，遵义医学院（现遵义医科大学）已成为腐败问题的 “重灾区” 之一。自 2024 年以来，该校原党委委员、副校长王达利，原副院长、附属医院院长梁贵友（后任贵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原党委委员、附属医院党委书记毕路佳等多名领导干部接连落马，形成了 “塌方式” 腐败的苗头。其中，梁贵友的案例尤为典型 ——2025 年 4 月 7 日，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120 万元，没收全部受贿所得及孳息。法院审理查明，2007 年至 2023 年的 16 年间，梁贵友利用从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到贵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的多个职务便利，在药品销售、医疗设备及耗材供应等事项上为他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高达 2167 万余元。

值得注意的是，梁贵友与石京山有着相似的 “精英背景”—— 他是布依族，1966 年出生，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获临床医学博士学位，同样是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还曾获评国家卫生计生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白求恩式好医生” 等荣誉。这些曾被视为 “行业标杆” 的人物接连落马，折射出医疗系统 “关键少数” 监督缺位的问题，也让公众对医疗教育领域的廉洁建设产生了更高期待。

从石京山到梁贵友，再到王达利、毕路佳，贵州省医学院校官员的密集落马，只是当地医药领域腐败问题的 “冰山一角”。除了高校系统，医疗机构的 “一把手” 也成为反腐重点。2025 年 2 月 13 日，贵州省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刘健被查，8 月 21 日便被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这位 1963 年出生的医学博士，同样拥有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头衔，长期在贵州省医疗卫生系统任职，从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一路升至贵州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却在任上丧失理想信念，不仅对抗组织审查、接受违规旅游安排，还在药品采购供应、医疗项目承接中搞权钱交易，甚至参与赌博。此外，今年 3 月 25 日，十三届贵州省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杨柱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他曾担任贵阳中医学院（现贵州中医药大学）院长、党委书记，是中医药领域的资深专家。

这些落马官员的共同点令人深思：他们几乎都身兼高校或医院 “一把手” 要职，且均为临床医学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手握学术权威与行政权力的 “双重资源”。在医疗行业专业化程度高、产业链条长、资金密集的特点下，这种 “双重身份” 本应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优势，却因监督机制的漏洞，沦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 “温床”。

近年来，国家持续深化医疗领域反腐败斗争，明确提出要加强对 “关键少数” 特别是医疗机构、医学院校 “一把手” 的监督。从贵州的系列案例来看，这场 “刮骨疗毒” 式的整顿已深入行业肌理 —— 无论是学术泰斗还是行政官员，只要触碰腐败红线，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石京山等人的 “陨落”，既是对医疗系统全体从业者的警示，也彰显了国家清除行业毒瘤、净化医疗生态的坚定决心。唯有持续扎紧制度笼子，强化权力监督，才能让医疗事业真正回归公益本色，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